从2008年开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态势分析会，选取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领域重大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邀请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部分政协委员开展对口协商，为中央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成为今年态势分析会的主要议题。

“人工智能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其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我国作为社会主义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同时，需要统筹处理好社会民生问题，再加上我国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应用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更需要我们未雨绸缪。”11月28日下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李伟在态势分析会上如是说。

当人工智能在中国大地缓缓而来、突兀而起之时，委员、专家和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聚集一堂，畅谈人工智能发展对当前及未来劳动就业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发展的互动关系，共同寻找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方案”。

理性拥抱：站在现在看未来

得益于算法、算力、数据、存储技术的突破和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引擎。与此相伴，人工智能是否会对劳动就业造成不利影响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目前，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规模失业的可能性较低。这是因为当前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很难替代整个人类工作体系，同时，新技术也在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而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在内的多种因素也将大大延缓这一进程。”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宋鑫的认同。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调查企业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因使用机器人累计减少相关岗位员工12.5万人，与此同时，企业累计增加相关岗位员工10.6万人，岗位总量略有减少。东部地区机器人应用多且智能化水平高，对就业的替代效应较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制造业中的流程性、重复性岗位和服务业中门槛低、规则相对明确、可熟能生巧的工作流失明显。

“据此，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增量效应更为明显、减量效应有所冲抵。影响过程局部且渐进，结果温和而积极。”宋鑫说道。

“经济史实表明，真正能够引发宏观性、全局性就业危机的因素只有经济萧条和制度摩擦，而不是机器换人;机器可以代替一部分人力，但是同时也会按自己的‘乘数效应’产生很多，甚至比以前更多的新岗位。人工智能虽然与以往的机器发明有所不同，它更多地属于人类智力的延伸，但是仍然是人类的劳动工具，我们应该以平常心对待它的就业影响。”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如是说。

显然，他所说的平常心并非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而是理性对待，谨慎关注。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但从未来预期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潜在挑战不容小觑。

“人工智能技术的就业补偿效应一般要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而在短期内，被人工智能迅速基础或替代的劳动力可能无法享受因人工智能发展而迟来的就业补偿。同时，中国就业结构中低薪、低技能就业比重高，而高技能的人才较为短缺。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对高水平研发人员、高技能型专业人才、高级管理人员等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将大量增加，使得中国人力资本结构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矛盾更加凸显。”薛澜表示。

“受人工智能冲击的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财富向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知识技能人才聚集，也会让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赵文说。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技术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使用机器的成本最终可能会低于发展中国家日益上升的劳动力价格。中国既要应对大量产业迁移到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可能，又得迎接全球生产网络重塑的挑战，未来的就业问题可能会更加严峻。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跟踪观察，深入研究。在技术兴起的早期，就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尤其在就业影响方面，要做好全方位、全行业的准备，设计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采用科学方法全面评估分析智能化对中国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表示。

科学应对：政策储备必不可少

显然，劳动者个人在新旧职业和岗位间的转换通常不大可能实现无缝对接，劳动要素的大范围重新配置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无摩擦实现。如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制度和法律保障，技术革命就容易演变出工人砸机器的“卢德运动”。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系统研究和政策储备，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就业方式转变以及新型职业和工作岗位的技能需求，及时分析产业变化趋势，加强教育、就业、产业、社会保障政策顶层设计，推动就业结构优化与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体系改革相协调。”王培安表示。

薛澜建议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一方面，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与既有产业的结合，促进产业升级和效率的提高，保持竞争性就业。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利用人工智能开拓新产业和新业态，创造新的就业载体。

赵文提出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劳动力市场是劳资双方匹配的工具，也是政府寻找需要帮助的劳动者，实现再就业和再分配的途径。与此同时，要鼓励新的工作形式，促进零工经济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险办法。”

针对避免出现收入两极分化，赵文提出，“要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成果共享。识别出受人工智能冲击的就业群体，对人工智能收益进行再分配。目前，一些国家开征数字税，机器人税也在热议中。对特定生产资料征税是应对生产方式变化、实现合理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出台失业扶持政策也是委员和专家们的共识。薛澜认为，社会保障体系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建设和完善普惠性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更多灵活就业人口。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崔艳则提出构筑托底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市场、法制等对转岗、下岗、退休等人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托底的协同保障机制，加大对受影响较大群体的专项帮扶和就业援助，及时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

“各部门、各区域要重合作，强化对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就业形势的动态监测，尤其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岗位，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胡燕说。

“除了与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就业直接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规范也不能忽视。”在王培安看来，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应当成为道德主体，科技企业应当坚守良知和向善的底线，政府及相关方面也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准则，积极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这一观点与杨震不谋而合。

“强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规范，一是要完善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法律，二是加强隐私保护，三是解决人工智能侵权归责问题，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体系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了。”杨震说。

人才培养：教育改革是关键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看来，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的影响，除了替代和冲击，更重要的将是改变和重塑。

“在此背景下，为了缓解就业市场压力，同时为人工智能长远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就要在教育和培训体系上寻求突破。”

王小川认为首先应加强各阶段人工智能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增强农村贫困地区人工智能教育的师资力量和软硬件设施，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工智能教育差距;在高等教育阶段，着力建设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培养复合型人才。

“同时，大力加强劳动力培训，依托社会化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和企业等，结合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趋势和新职业、新工种的要求，加强再就业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平稳过渡，在稳就业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就业。”

薛澜认为，未来的教育需重视培养更多机器做不到的能力，比如创造力、审美、价值判断和同理心等，强化人的比较优势。“此外，应建立适应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和就业培训体系，重视对传统产业工人技能升级培训，使其具备人机协作能力和生产性服务业业务能力，引导就业结构向新兴业态和第三产业转移。”

委员和专家们对于教育和培训的着重强调并非空穴来风，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李强带来的一组数据足够引起警醒：2017年全球新兴人工智能项目中，中国占51%，数量已经超越美国，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中国却只有5%左右。来自人工智能应用企业的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晔珺也大力呼吁对加快推动我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跨界人才培育体系，增强专业人才供给。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关键是有充分的人才支撑，教育必须主动变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

她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扩大义务教育范围，将小学教育年限由6年缩短到5年，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发展适合每个人的教育体系。进一步改革高考方式，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范围，改善生源质量。

“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办学培训积极性，发展开放灵活的教育。加快构建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产学研用结合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贺丹说。

“以大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为主流的弱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已然‘成势’，我们要把握好人工智能名称与内涵的关系、发展与差距的关系、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行业与企业的关系、替代与创造的关系、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教育与培训的关系、东部与中西部的关系，在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探索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相促进的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李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