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健

如果从电影《星球大战》开始算起，数字视觉艺术在电影中的运用，已有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在此过程中，以胶片为载体的光学成像技术的主导地位，正在被数字视觉技术所取代，运动捕捉技术成功的将运动数据赋予数字角色。卷积神经网络、GAN生成式对抗网络等深度学习算法，能够模拟人脑神经元的工作方式，有效地驱动数字角色的行为、表情甚至是微表情的变化。虚拟摄影机可以超越各种物理限制，在虚拟空间中自由地穿梭、运动。现场监视器内得以实时地呈现最终合成的影像画面。

数字技术时代的影像建构模式主要依赖于数据，无论是运动捕捉，还是三维生成;无论是物数据化，还是数据物化，运动影像的成像方式，实际上是以艺术想象为参照，并通过数字构成的数据流(data stream)所建构。这也就意味着，数字视觉技术的图像创造和生产，实际上是由这些数字构成的数据流所操控。某种意义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未来“元宇宙”世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从数据与信息的角度而言，“元宇宙”试图要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即“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信息空间中，真实与虚拟之间不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差异，新形式的人机交互将对几乎所有的生活问题产生巨大而普遍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基于人机社会交互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以及人工智能与各种算法，一方面，构成“元宇宙”这个虚拟世界的最核心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构成这个人机智能融合的新型网络社会，能够得以有效运作的结构性要素。就文化构成而言，“元宇宙”的实现过程是数字技术与视觉媒介将现实世界符号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由数字技术与媒介合力作用所建构的“元宇宙”，试图提供给人们的实际上是一个基于“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象征世界”(symbolic universe)。

缘何现实世界的人们，需要在一个虚拟的象征世界之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或许，毕加索对立体主义的阐释，能够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毕加索认为，“立体主义是为了拥有灵活性，让画布上的人物呈现出某种能转变到其他状态上的发展状态。”而“元宇宙”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既能够超现实，又能够与现实产生某种交互性的“发展状态”的路径与场域。

象征世界的“意义给予能力(meaning-bestowing capacity)远远超过社会生活的范畴，以致即便面对着再孤立的个体经验，个人也能在象征世界中为自己找到‘位置’。”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元宇宙”为实现人类多重人格的裂变提供了可能。